“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亟须应对两个方面的挑战，一是国际科技环境的变化，二是科技治理的问题。”著名科技政策专家、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澜教授表示。

“近几年，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开始采取较为系统的限制措施，针对性更强，范围不断扩大。”薛澜介绍，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科研领域所处的国际环境始终比较友好。但近年来美国通过出口限制、出口封锁、实体清单、技术转移清单等手段，对我国高科技企业进行制裁，对产业政策进行施压，对科研人才和学术交流进行限制。“限制科技合作实际上是两败俱伤。”薛澜坦言。

其实，中美科技合作对两国发展、为人类知识创造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。薛澜以中美合作论文为例阐释道，两国在生命科学和医学、人工智能、电子工程等领域均有较深入的科研合作。

有学者做过统计，近年来美国在电子工程领域的论文，约30%是跟中国学者合作发表，中国在此领域的论文约10%是跟美国学者合作。“在电子工程领域，中美合作对美国来讲可能更为重要。”薛澜说。

谈到科技治理的挑战，薛澜提出了当下亟待关注的重点：基因编辑、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所存在的伦理道德和安全问题，科学家可进行探索的边界，以及出于伦理考虑哪些研究应该被限制。

“如果只是科技领域的‘跟踪者’，这些问题可能影响不大，当在多个领域拥有一席之地或进入‘前沿者’行列之后，就要高度关注、深入探讨这些问题，与国际同行一起构建新兴的科技治理体系。”

薛澜认为，在科技创新领域，重大挑战就是重大机遇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，一方面，其重大威胁会促进人类生命科学的深入研究。另一方面，生命科学的研究对人类认识和掌握新冠病毒的规律、探讨和解决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。

面对科技领域的限制和困扰，薛澜建议，应避免陷入针锋相对的恶性竞争，要坚持开放，构建多元开放的科技创新生态，以及多元包容的人文环境，加强国际科技合作。此外，发展硬科技不可忽略软制度，要用有效的科技治理去保证科技向善，造福人类。